简言之，除了我们已经了解的有关丹麦阶情况以外，我们从丹麦学到了什么呢?

首先，应当根据地点、文化和时代的背景，以及面对必须作出选择的人士从现象学角度所看到的“决策危机”来考察教育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和丹麦人都感到，丹麦严重存在着他们希望消除的个人、社会和地区的不平等。我们所观察的是一个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工作室，这里不仅能看到各种自制的权宜之计，而且可以看到对别人的榜样所作的反应。

其次，我们看到，产生习惯和决定的整个背景是如何缓慢地向20世纪后期，向具有国际意义的更广阔的地区演进(在这类探索活动中，我们大家都是伙伴，而且同样都是新手)。作为活动的一个部分，我们注意到丹麦人是如何把本国的前途和国际的前途结合起来，重新安排他们的现有资源和技术力量的。

第三，我们承认，把民族的和地方化的经验主义转化为一种长期规划的做法是很困难的，虽然我们以赞同的眼光注意到反馈和国际互补性的强大作用——这与60年代初的实证主义预言截然不同，因而更加促使人们进行比较研究。

最后(除了我们的特殊兴趣可以披露的具有国际挑战性的细节外)，教育关系本身还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包括：

——教育中的中央、地方和私人事业之间的关系；

——家庭、学校和劳动生活之间的关系；

——提供“第二次机会”以及提供转向的机会；

——脱产一段时间进行反思的悠久传统；

——高度重视共同性中的多样性。